3月1日，针对前一天发布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中方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接受央视采访，对《报告》进行深度解读报告，并就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和策略进行了分析介绍。

记者：2月16号~24号，中国和世卫组织的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的25位专家前往北京、湖北、广东、四川四个地区进行了联合考察，并于昨天形成并公布联合报告。这样的联合考察和联合报告，是国际惯例吗？

梁万年：是的。《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如果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达到了国际关注公卫事件的程度时，世界卫生组织就会要求向疫情发生地派专家组进行考察，也希望疫情发生地给予支持。

中国实际上一直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有着良好的关系。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时间让世界卫生组织分享我们的防控信息。同时，世卫组织也一直关心、关注中国的疫情防控。所以联合考察组由中国和世界的25个专家组成，他们都是国际上顶尖的疫情病原学、流行病学、防控、治疗专家，形成并发布了报告。

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2013年H7N9疫情期间，世卫组织也派了专家组，和中国专家组形成了联合报告。2015年在韩国发生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时，世卫组织也派专家进行了联合考察。  

考察组的最重要任务，是了解疫情发生地（中国）的疫情情况，包括病原学、临床特征、治疗、流行病学、科学研究和应对等情况，让世界各国来分享信息。

围绕这一主要目的，有4个具体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研判中国的疫情形势到底处在什么状态、未来的方向；二是看一下中国采取的哪些防控策略有效；三是对国际上其他国家、国际社会以及公众，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四是看整个防控中还存在哪些空白点、缺陷，需要继续加强国际合作和研究，以尽快弥补这些缺陷。

记者：这个《报告》的公布将起到什么作用？

梁万年：世界各国对这个报告都非常关心、关注。《报告》从几个方面比较详细和完整地介绍了中国防控的基本情况。比如，对病毒的认识，也就是病毒病原学基本特征、致病力、基本来源；比如流行病学特征方面，主要传染源和传播途径是什么，潜伏期有多长，主要的流行特征是什么；比如临床上，详细描述了现有确诊病人中的轻症、重症、危重症的比例，病亡率，占比等。尤其是中国的防控策略和措施上，做了哪些，哪些是最有效的。特别是中国在早期病毒的快速分离、诊断试剂盒的快速研制成功，并进入临床诊断，也都积蓄了经验。

这次考察报告对此进行详细描述和介绍，这些经验对世界各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世界各国将是一种借鉴和启示。

记者：《报告》中的细节也让我们对疫情现阶段的形势有了一些具体认知。比如《报告》在传播途径方面提出，“尚无新冠肺炎空气传播的报告，且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认为空气传播是主要传播方式”。像这样传播方式的明确，是否对接下来全世界的防控有了新的指导？

梁万年：是的。空气传播是一个传播途径。我们常讲的传播途径是一个专业术语，是说病毒从一个患病的个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传播到另一个易感者。这个方式叫传播途径。常规的传播途径包括呼吸道传播、消化道传播、基础传播等。其中呼吸道传播有两种主要传播方式，一个是飞沫传播，另一个是所谓的空气传播，专业术语叫气溶胶传播。

飞沫传播的特点是距离近，人与人之间间隔1.5米以上就比较安全了。而且停留时间短，由于重量重，很快就落下去了。传播范围有限。而气溶胶传播是指感染者所排出的病毒飞沫小颗粒，重量比较轻，可以在空气中比较长时间停留，甚至随着空气再远距离传播。

这次中国的经验和考察组的认识，认为主要的传播途径是两个：飞沫传播、接触传播。而接触传播主要是密切接触传播。没有见到空气传播的证据。

但是考虑到病毒传播的特点，也不能否认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性。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气溶胶传播存在，它的作用和场所是局限的。比如在医疗机构，在负压病房、或者救治病人如插管过程中，还有检验人员在大量标本、操作不当可以导致。对于一般公众来说，传播价值不大。

这个结论的得出可以说明：一是现在采取的阻断传播途径的办法，比如隔离、戴口罩、勤洗手，是正确有效的，可以阻断传播。二是提示公众不要过度恐慌，不要过度采取防护措施。

记者：《报告》还对家庭传播和密切接触者追踪给出了两组数字。这两组数字对未来防控有什么新的指导？比如，在家庭传播中，根据病例样本，其中大多数（78%~85%）是家庭聚集性传播；而对于密切接触者，只有1%~5%后来被诊断为新冠病例。

梁万年：这提示几个问题：比如家庭传播的数字，是根据广东和四川这两个省的家庭传播聚集性和确诊病例得出的。这提示，我们对这种疾病采取的干预措施和防护措施，阻断了持续性的社区传播，没有在一个地方形成爆发流行，发生的病人主要在家庭内。当家庭内的传播是主要形式，证明防治效果是比较好的。第二点也进一步提示，在家庭内还是要采取有效的方式，比如通风、做好消毒、避免更密切的接触、对发热病人及时送诊就医等。要尽快做到位，尽量避免家庭传播。

二是广东、四川密切接触者追踪的数据、经验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对确诊、疑似、发热病人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跟踪、管理的措施是必须的、也是正确的。如果不管理、追踪，就会成为移动传染源，引发进一步的传播。二是及早发现、管控，就可以及早治疗干预，防止从轻症变成重症，从而提高治愈率。这些方面对于指导我们治疗和防控的价值和意义是非常大的。

记者：《报告》中对中国的建议：先复工和返程，然后复学，直至最终取消其他限制措施。这跟目前中国采取的措施是一致的。我们未来会根据哪些指标的变化进行一步步实行，未来还会有哪些趋势？

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和中央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我们现在正处在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要逐步恢复社会经济正常。复工复岗乃至复学今后会逐步展开。但复工复岗复学，并不意味着放松防控，它的前提是把防控持续抓好。所以总书记说，我们现在的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不能有丝毫放松，随时防止它反弹和复燃。

因为我们现在对疾病还有很多未知，这个病毒还是很狡猾的，这个疾病还有一些隐性感染者，不容易被发现，对传染源完全掌握、控制还有相当难度。

另外，从国际疫情形势来看，国外有些国家也处在疫情爆发或者是扩散阶段。如何防止疫情从国外输入，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同时，复工复产甚至复学，就会导致人口流动和进一步聚集，这些形势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复工复产和防控就需要我们更精确、更具体，更具针对性。

具体如何精准施策，分区分类施策，是有指标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也有相关要求。以县为单位区分为高风险县、中风险县和低风险县。还有些地方按照人群、工作场所又分为高、中、低风险，进行更精准的区分。但分类总是要有标准，各地都在一个总的指导原则下开展。我想主要的区分指标可能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疾病的现状和流行态势，也就是每天的新发病例数、住院病人数。

二是新发病人有多少是在掌控中。比如今天十个新发病人，都是密切接触者，都是疑似病例转过来的。那说明疫情总体态势是在把握之中。如果很多是不明确从哪儿来的，它的传播来源、途径不清楚，那就说明隐患还是比较大的。

还有，我们复工复课以后有没有聚集性的疫情？如果单位、机关发生聚集性疫情，就说明很多漏洞没有做好。还有没有社区传播？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包括预案、各项防控措施、物资是否到位，是否到岗到人？这些要综合研判，才能考虑具体这个地区到底处于什么样一个风险状态，从而有序推进。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很多防控、社区管控措施等，在《报告》中被概括为“非药物干预措施”。在以往类似公共卫生事件考察中，这种提法常见吗？

梁万年：这个情况也是有的。但是像中国目前我们采取的非药物干预措施所产生的效果，以及我们的果断性、灵活性，可以是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的楷模、典范，甚至是一大创举。

这个疾病跟其他很多疾病是不一样的，它还有很多未知。一般针对这种病毒传染病，通过呼吸道传播，它的传播输入是快的，传播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从致病性来说，虽然总体病死率不高，但对于老年人群、慢病人群，可能导致比较高的病亡。一旦流行爆发起来，对经济社会方方面面都会造成极大危害。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这种疾病的防控。

防控就是两种方法：一是药物措施。如果有效药物尤其是特效药。其实国家的治疗比如中医药、老药，已经显示了疗效。特效药是缺乏的，没有疫苗。这种措施在治疗上显示作用，但是控制方面作用有限。

二是非药物措施，那就是社会干预，隔离、传染源管理、老百姓动员、增加社交距离，目前显示了强大的作用。所以世卫组织这些专家来了以后对此感触非常深。

记者：当时用了这个图，是想说明什么问题？

梁万年：这个图实际上是一个发病的曲线图。这是专家判断疫情态势、评价防控效果的重要指标。它本来的趋势是一直向上的。从理论上来说，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人群普遍易感的情况下，还会一直往上走。但是中国的情况是，达到高峰后掉头往下，而且是持续下降，说明肯定有措施起作用了。

这种措施归纳起来，就是我们的社会干预措施，这种社会干预措施显示这个病是可防可控的。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这个图说明了这个问题。

所以《报告》特别说明，中国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改变了这个疾病流行过程，同时挽救了数以十万计的生命，也为世界防控疾病筑起第一道防线，争取了时间。

更重要的是，这种非药物措施也提示其他国家不要犹豫，用这种办法来做，就可以阻断疾病进程。增加了其他国家的信心，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法。

记者：发布会上，布鲁斯博士还表达了歉意，说他对中国的方式有过误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达？

梁万年：其实短短九天时间，在一起共同生活、工作、讨论，我们从共识到分歧，再到共识再到分歧，再到共识，最终形成联合报告，是一个非常艰苦又很愉快的过程。专家组成员很多都依依不舍，甚至留下了眼泪。

这当中，有很多重要的转变。

刚一来的时候，因为外方也都是世界各国的顶尖科学家。他们对中国疫情的基本判断、认识，甚至可以说是疑惑：一是中国采取的这种严格的果断的非药物干预措施，能够落实吗？能做到吗？老百姓能接受吗？效果会好吗？这是他们的一个疑惑。

来了以后看，从北京到四川到广州，尤其是到湖北武汉，他们相信了。从医院到方舱、发热门诊、社区，和居民、医务人员交流，他相信了。所以布鲁斯组长特别动情，说了那些话。

我和他坐一辆车，在武汉过长江大桥的时候，看到汉口那一块儿万家灯火，街上空无一人。他十分感慨，他认为中国人民尤其是武汉人民真的是对世界作出贡献。他看到并相信，这些措施在中国能落地，并且有实效。

第二个转变是，他们在讨论过程中认为，既然这种措施是有效的。那中国就应该坚持这些措施，再来三个月，然后再评估是否要调整。我们告诉他，中国的疫情态势已经发生变化。有三种态势，一个是武汉，一个是湖北除了武汉，一个是全国其他地区。疫情态势不一样，传播动力机制也不一样。让我们一刀切，采取全面围堵的措施，让社会经济静下来，不行也不可持续。

中共中央、总书记要求我们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在这种要求下，我们必须实行灵活的、基于疫情变化的、基于科学的循证证据的，更基于疫情分析评估的策略调整，实行分区、分类、分级，更精准的策略。

他一度不理解，担心这样做疫情会反弹，就会死灰复燃。我们说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策略调整的前提是防疫，只不过更精准了，更具可持续性了。这是他的两个重要转变。

三是九天的工作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这样的综合防控措施，中方专家组的集体感受是，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首先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领导，我们各部门密切协作。中国强大的制度优势，中央和地方、老百姓广泛参与、群防群控。这是我们根本的政治保证和制度保障。第二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估的、灵活果断的策略方针，我们能够应对各种情况，使它更精准。这种策略是正确的。三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湖北、武汉的老百姓，这么高度的利他主义精神，为了全国、全世界人民牺牲自己，待在家里。这是中国的文化优势。我们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再一个，在防控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利用大数据来追踪密切基础者、追踪传染源，利用远程医疗来满足老百姓必须的正常医疗需求。这些共同形成了完美的组合，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记者：结合九天的考察和近期疫情的新变化，您认为目前武汉、湖北、全国其他地区，防控形势又有了哪些新变化？

梁万年：我们在做形势研判、下一步策略调整的时候，也是这样分类的。

武汉的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它的快速上升势头虽然得到遏制，但每天仍有几百例新发病例出现，说明它的社区传播还没有从根本上遏制。所以还需要重点在四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防输出，仍然是武汉的重中之重。二是强化救治。武汉还有几千名的重症、危重症患者，几万名轻症患者。对轻症患者要及早救治，尤其要发挥中医药作用，防治轻转重，使他们尽快康复。对重症、危重症要发挥专家优势、资源优势、护理优势，让全国最好的团队来建一系列制度，努力让他们转轻、康复，降低病亡率。三是社区防控，要把传染源、密切基础者都找出来、管理好，切断传播途径，不再继续发生社区连续传播。四是关注特殊场所、弱势人群的防控工作，比如监狱、养老院、托老机构，包括一些弱势人群，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医务人员院感控制，将这些作为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真正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地，来遏制局部传播和爆发。

湖北总体比武汉好一些，在整个分类上也有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三个不同地区。总体综合来看，一个是要防输出。二是防局部爆发。三是实行全面、严格管控，群防群控措施还是不能放松。

全国其他地区在有序复工复产的同时，要强化坚持，要提高发现病人的能力，加强专业机构的监测。第二是做好一切准备防止反弹。三是一旦有病例，要努力防止二代病人出现，杜绝三代病人。

记者：在各级防控工作中，专家组在防控、诊疗方面如何形成话语权？

梁万年：在突发公卫事件应对尤其是传染病防控中，我们中国历来是高度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的。因为我们多传染病防控特别强调八个字：依法、科学、规范、有序。专家在这当中的作用是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

简单地说，专家的作用主要是指导、咨询。具体来说，首先是要对疫情进行形势分析、趋势判断。二是提出防控策略和措施的建议；三是对防控措施和策略进行评价。四是发现防控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修改建议。

这次疫情防控中，从国家到省、事、县，层层都有专家，和防控一线人群协同，比较好地发挥了作用。

我想说明一点，对于疫情的研判，对于措施和策略的评估和发现不足，专家们要形成一个组，其主要的判断来源和最终的专家意见，是基于循证、现有资料，同时结合其过去在专业领域的经验进行预判、预测，并不能保证其判断完全正确。所以就需要专家组的构成应该是多学科的，要有防疫的、临床，甚至要有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要形成一个团队，从不同维度来研判情况。若干专家在一起，形成团队，要充分讨论，根据现有资料进行研判，最终要形成一个专家共识，供政府决策时参考。

这个判断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灵活的调整过程，也是对未知疾病从完全不了解到逐渐认识，从完全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专家发挥应有的专业知识，给政府提供服务。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各个方面的专家都在尽职尽责、努力发挥作用。